疯狂捞人：一名德国空军中士的斯大林格勒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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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威廉·霍夫曼（Karl Wilhelm Hoffmann 1922-？）1940年志愿加入德国空军，成为了一名副驾驶员，战争结束时军衔为中士。1945年5月2日，为了避免被苏军俘获，他驾驶一架轻型飞机从施韦因（Schwerin）飞往诺恩拉德（Neuenrade）。战后，霍夫曼当过警察和记者，退休后住在朗沙伊德 (Langscheid)。

【资料图】

1942年中旬时候，我在波兰奥劳（Ohlau）的C19飞行员学校（C为大型机教练单位）接受增驾训练，学习驾驶10吨以上的大型机。由于学员太多，我们后来被分流到布雷斯劳的甘道（Gandau）机场继续培训。

大概是在8月中旬时候，半个班的学员接到火速赶往维也纳新城的命令，340名来自各地的年轻飞行员在那里集合之后，被塞进闷罐车，一走就是12天，从波兰伦贝格经过基辅、亚历山德里夫卡（Aleksandrovka），于9月1日抵达亚希诺夫塔亚（Yassinowataya），在那里参与作战行动，补足C级飞行执照所需的2万公里飞行里程。车站的编组场规模极为庞大，似乎有200多条轨道，那地方离我们要去的斯大林诺尤索夫卡（Yusovka）机场还有15公里。我们这些有了点资历的“菜鸟”并不想徒步走过去，要求上面起码给我们派辆卡车，把我们拉到机场。但上面说，等你们在这儿吃饱喝足之后，还是走过去吧！天可真热啊，那时候我的军衔应该还是预备下士。

在尤索夫卡机场，我和6个从第172特别轰炸机联队第1中队（1.Staffel/1.KG zbV 172）一起来的战友被分配到所谓的“哈默大队”（这个大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才成为两个正式的运输机中队），隶属于驻斯大林诺的第4“里希特霍芬”航空军。飞行员们住处是之前的矿工宿舍，很宽敞，房间中央有一座砖砌的火炉。

一本德国空军飞行员飞行执

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之前在布雷斯劳时候，最主要的任务是“确保几位女朋友不会互相撞见”。这一天，我们降落在草原上的一处野战医院附近，我的机长，来自吕登舍特（Lüdenscheid）的科赫让我去帮着“装货”，货物就是伤员。一位面无表情的医务士官长带我走过长长的一列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他们就这么暴露在大太阳底下晒着，伤口上满是苍蝇，似乎都已经失去了知觉。

决定谁能上飞机的过程看似无情，但却是必要的。士官长瞥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伤员，然后和担架员吩咐：“这个别抬了，留在这儿吧。”如果这个可怜人仍有听觉，那么士官长的话就和死刑判决没有任何区别。士官长又扒开下一位伤员的眼皮，看了看：“这个死了，不用抬了。”如果看到哪位伤员受的是枪击导致的骨折伤，他就会说：“这个有救，抬走！”在这之后，我还见识过更为残忍的场面。

这张照片类似于上文的场景。

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封口之前，我的机长警告我，在皮托姆尼克机场降落的时候，着陆进近高度不可过高——那里其实是距离伏尔加河几公里开外的一条在草原上开辟的跑道。因为据前线的步兵讲，在伏尔加河的河心岛上，有一个“妇女高炮连”，那些娘们儿特别喜欢平射（注：她们大概专门抓进入落地航线的飞机）。只要引擎还能转，我们就会不停地飞，一直到出了故障为止。终于有一天，飞机的三个引擎当中有一个失灵了，只好在草原上迫降，情况紧急，没有来得及用无线电报告位置。草原面积广阔，几架“鹳”式侦察机用了3天时间才发现我们，我们那时候已经快要饿死了，装口粮的箱子被压在机舱里的3吨货物下面，根本没办法弄出来。

飞行侦察中队的战友们发现苏军正在发动反攻，在德军前锋两侧实施穿插，并拍摄了航空照片证实。我们虽然不是总参谋部的高级参谋，但也能看出来他们到底想干啥，元首大本营想必也知道。所以，11月19日苏军冲破防线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惊讶。那天傍晚，我们在格罗兹尼油田附近的机场上，满满一飞机的白色皮革手套前一天没有来得及卸下来，这会儿都被直接用干草叉扒到外面，丢到了泥地里，真是可惜。当时德国空军仍占优势，所以苏军要等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再进攻。

一队德军步兵正经过停在皮托姆尼克机场上的Ju 52

用了3个小时赶往佩雷洛索夫斯卡亚（Perelosovskaya），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存在若干处军用机场，但都不适合运输机起降。我们在20米的高度飞行，出人意料的是，佩雷洛索夫斯卡亚机场有几架FW 189侦察机，但他们对苏军攻破防线的事情一无所知。雾太大了，就算是飞起来，也根本看不清地面上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前一天晚上在东北方向出现了很明显的骚动。

机场这里的伤员并不多，我们本想消消停停地先吃顿饭，但往窗外一瞥，就惊得差点把勺子掉在地上。一大群又一大群的伤员们正蹒跚过薄雪覆盖的大地，向机场这边慢慢走来。步兵单位的伤员没人管，重伤员躺在外面，都是自顾自，一再吹嘘的袍泽之谊似乎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的Ju 52最多能坐下25-30人，要是拉担架上的卧姿伤员，就只能装下12个。在起飞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FW 189的引擎也已经转了起来，有两架无法启动的已经被原地炸毁了。斯大林诺机场备有非常先进的无线电着陆引导系统，可以显示偏离着陆路径中心线的横向移动情况，但机组的无线电员却忘记了着陆信标的频率。飞到那里的时候，飞机已经没油了，只得载着伤员们穿过20米厚的云层进行迫降。

专用的Ju 52救护机舱内装有吊床，可以运载12名卧姿伤员，运输型就只好能塞多少算多少了。

在这之后，我又往斯大林格勒飞了两趟，那时候合围还没有完成，还可以进行昼间飞行，也没有遇上什么惊险的事情。皮托姆尼克机场备有信标台，可以进行盲降。我们只负责运出重伤员，“装货”的现场部署了宪兵，也就是那些被蔑称为“链狗”的军事警察。我曾和来送伤员的步兵简单地聊过几次，他们诚恳地看着我说：“元首很快就会把我们都救出去的！”返程的时候，我们会用无线电向目的地机场报告伤员数量和伤情，降落之后，通常都不用等上十分钟，救护车就会赶来。1942年12月15日，我往斯大林格勒飞了最后一次。

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之内 人们正在把重伤员抬上飞机

飞行期间主要由机长负责驾驶，我只需观察就可以。我们似乎没有遇到过苏军的防空炮火，航线可能把已知的苏军高炮阵地都给绕开了，而且飞行期间也没有遇到过苏军战斗机。从斯大林诺到皮托姆尼克的航程不短，早在合围之前，我们就得在皮托姆尼克用200升的大油桶加注返程燃料。合围之后，皮托姆尼克的燃油储备耗尽，飞进去的飞机还得自带油桶。在这之后，我们又频繁地向高加索和伊利斯塔草原方向进行长途飞行，我看到苏军炸毁了迈科普的油田，那边有150万人的大军在等待补给，他们面临被俄国人在罗斯托夫切断的巨大威胁。

这架Ju 52正在补充燃料

从飞机上卸下来的200升油桶

12月10日，340名副驾驶接到了一道荒唐的命令——返回本土，领取仪表飞行执照。在回到飞行学校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令我目瞪口呆的事情。那些留在后方的空军战友们光知道斯大林格勒那边有大战，但却不知道第6集团军已经被苏军包围，直到我们回来，他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果问我，我在战争期间做没做过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要说，帮助七八十个伤员逃出生天，应该算得上是功劳一件。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空军一共运出了24910名伤员，付出的代价是1200名机组成员的生命，其中就包括我的机长。战役期间，德军一共损失588架飞机，Ju 52占了其中的28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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